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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喻来形容，就像条车轮履带，分正反两面，他们站在正面，朝上，以为长的看不到头，走着走着，忽地往下转，想开的，拍拍屁股走人，死硬着不撒手的，被大地和履带夹在中间，再硬，漫长的挤压，终成齑粉。先是，舞厅生意差一点儿，卖不掉的酒剩的多一点儿，气氛陡然变了，都带着急匆匆，狼狈，局促不安的模样，舞厅像个逃犯窝藏点，进来的人逃避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抓捕，许多人在家收拾好行囊，做着随时潜逃的准备。一切的开始，与其说怪罪什么政策变动，不如说只是赌局失败，爱玩不玩。直到他们确信听不到火车声响，一个舞娘把舞伴带到舞厅后的小黑屋里，准备用身体挣一笔钱。既然注定林鸟四散，不如用狂欢，达成钱和记忆的相互成全。
这个黄飞虹忘记叫什么的舞娘，成了舞厅第一个滚蛋的人。蒋冬麦是那时候学会吸烟的，站在舞厅门口，墙后面是她亲自动手帮黄所长刷的「发展经济」。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刷完，还有大空够写「坚持科学发展观」。
陶英勇在没盖完的房子里看日出，直到浓烈的太阳光，刺的他无法直视，泪腺告急。地上是个多才多艺的建筑工人用泥浆留下的小人画，像个古代诗人，捋着胡子，边上写着半句诗，「日出扶桑一丈高，人间万事细如毛。」陶英勇看笑了，心里骂自己没文化，同样的景色，建筑工人都还能拽出两句诗，自己跟个半文盲似的，看都看不懂。他用脚抹平了，回家问蒋冬麦啥意思，蒋冬麦正在梳头发，说，意思是，想不明白的事，跟这头发丝似的，多的问不完，瞎琢磨它干啥呢，我非得数清楚才能梳通头发啊。陶英勇半信半疑，是这个意思么？蒋冬麦说，你要没听懂我说的啥，就别问了。
黄飞虹也是那时候才开始叫陶英勇老陶的，当时是这么个情形，派出所民警围成一圈，陶英勇打头带着几个人蹲在墙角，裤兜里往外掉塑料筹码，哗啦啦的，黄飞虹痛心疾首，说，老陶，非法聚赌，你个浓眉大眼的，怎么也他妈的背叛革命了？陶英勇听不懂他说的啥，憋了半天，说，主要是，发展经济。
小镇银行走了，剩下一个 ATM 机，坏了，没人修，好在没啥需要急用钱的地方。小学走了，好在剩下的人，大多都生不出需要上小学的孩子，都在苟延残喘，相互问，你怎么不走呢？回答不了就说，去哪啊？你怎么不走呢？反问，对方再反问，扯几句皮，变成没趣的循环，最后探讨探讨上海北京国际大都市，谁也不打算真去，留下都有不得不留下的绝望。
陶英勇的赌场，变成赌局，又变成麻将桌，最后老是三缺一，就扑克，骰子，进账从几百成千，变成百八十，再后来，拦过路司机，有人玩就行，纯当逗闷子。为啥不走呢？这问题有意思。从蒋冬麦的角度看，她的雄心豪言全成了屁，致使她不再愿意提起一切和未来相关的事儿，觉得好像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