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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《独立评论》，并说道：「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，不依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见，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，这便是独立精神。」
除此之外，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：「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，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，爱真理过于生命，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：『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，去求国家的自由！』我对你们说：『争你们个人的自由，便是为国家争自由！争你们自己的人格，便是为国家争人格！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！』」
1931 年年末，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。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，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《知难行难》发表在《十字街头》第一期，并署名为佩韦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：「中国向来的老例，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，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。做牢靠的时候是『偃武修文』，粉饰粉饰；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『治国平天下』的大道……当『宣统皇帝』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，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。见过以后，也奇怪，人们不知怎的先问，他们怎样的称呼，博士曰：『他叫我先生，我叫他皇上。』……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知道的，这回是『我称他主席……』！」
五
1932 年底，蔡元培、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、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。该组织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
pan class=” fw-cl “>：「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；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，以唤起社会之公意，援助为争取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。」
没过多久，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该同盟组织。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，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。胡适就任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政治犯的情况。
1933 年 1 月 31 日，胡适和杨杏佛、成舍我三人在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，特意前去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。
其实，此次视察对于监狱当局来说确实挺出其不意的，而胡适他们也从监狱中了解到关押政治犯的详情，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各种意见。当时，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对于胡适他们所提的意见，还特意回信表示道：「先生笃念时艰，抒发伟议，审微见远，良殷心倾。所提各节，然即向汉公商办，冀能一一实现，不负先生苦心。」
对于此次行动的成果，胡适本来是满意的，然而 1933 年 2 月 4 日，胡适突然收到史沫特莱的一封英文信件，并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