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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没有意识到，这些革命党人所仰仗的力量并非人马刀枪，而是思想。这些思想就像是一种病毒，迅速地在国内蔓延开来，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感染这种病毒，而感染人群最密集的地方，就是新军。
于是在这种很稳的心态下，朝廷不紧不慢的推进着自己的立宪计划，在各种不疼不痒的地方昭示着自己的改革决心——今天宣布以后大臣们上疏都不用自称奴才啦，一律称臣即可；明天
宣布咱们改革继续深化，各省可以成立个谘议局讨论改革事项；后天又宣布咱们大清机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，军机处被撤裁并成立内阁，至于为什么内阁成员大多是皇族这种事嘛……
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！
终于，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了。
武昌起义这事其实出乎了所有人意料，朝廷没想到这事居然能搞这么大，革命党人没想到这事居然真能搞成，所以一时间双方都很尴尬——不到半年前，孙中山等人筹谋已久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刚失败，大家都觉得这次武昌起义要组织没组织要严密筹划没严密筹划，怎么看都不像个能成功的样子，结果偏偏是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了！
起义大成功的革命党人群龙无首，大家忽然发现虽然这旧秩序被打破了，可新秩序到底怎么建，谁也不知道啊！于是商量来商量去，大家觉得还是得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做领导。
于是大家想来想去，有人表示我看咱们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这人不错，平时对咱们当兵的比较和气，人也挺好，也有进步倾向，干脆就他吧！
妥当！
于是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瓜葛、甚至曾经多次出手镇压过革命党人的旧官僚，就这样被革命党人拿枪逼着做了新出炉的湖北都督。
就在起义军用枪逼着黎元洪大都督上位领导他们造反的同时，真正的革命党精锐——比如黄兴啊、宋教仁啊这些人正在星夜兼程地往武昌赶。而大清朝廷……大清朝廷则急着调兵遣将，派人去清缴武昌义军。
不过这都不是重点。
重点在于，武昌起义之后，关税被断了。
当时大清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大块——一块是传统的田赋，也就是农业税；一块是盐税；一块是厘金，也就是过路费；还有一块，就是关税。
这四大块里，农业税最没搞头——我大清圣祖康熙他老人家当年掐指一算，自觉我搞定了三藩又弄死了噶尔丹，这大清江山必然牢固万年永无后顾之忧啊，所以干脆咱们来个「永不加赋」，把农业税基本固定下来，彰显我大清之仁德。
当然，我大清作为一个要脸面的大国，祖宗说了永不加赋，那做子孙的谁也不好意思去打祖宗的脸。可问题是日后白莲教起义、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作乱乃至甲午大败、庚子拳乱那都是要钱的买卖，你这边永不加赋了，那边钱从哪来？
好办，咱们可以加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