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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充斥着文盲。而统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书面语，又高度局限在各个政治中心，因此语言向农村的渗透非常困难、非常缓慢。
幸好，有一个人群总是很乐意接受统治者的文化，他们就是本地精英。
为了在新秩序当中谋求政治地位，精英们总是很快开始学习殖民者的语言，先是书面语，然后是口语。然而，学习了新语言的本地精英并没有立刻抛弃母语，在很多代人当中，他们都是双语使用者。
很多时候，由于本土语言的弱势，他们的母语并没有留下书面记载，在后世眼中就会造成「精英迅速被同化」的假象。事实上，双语使用会持续很久。
生活在 5 世纪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位典型的双语使用者，作为柏柏尔贵族的一份子，他的家族已有许多代把拉丁语当做第一外语，以便参与到帝国的政治活动当中，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。直到晚年，圣奥古斯丁还气哼哼地吐槽说，不管他的拉丁语说的多么醇熟，都会遭到那些可恶的意大利人的嘲笑。
那么，这些双语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转向新语言的呢？这个问题很难考证，因为书面记载反映不了口语层面的变化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，那就是融合。
不过，语言同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。
在强势语言「吞并」弱势语言的同时，弱势语言一定会在新语言中留下自己的影子，有时候是词汇，有时候是音素。这种融合，让双语使用者的转变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
如果说移民和本地精英是语言传播的航船，那么军队和教会就是语言传播的桥梁。
有些古代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贵族构成，有些则有普遍兵役制的影子，但无论哪种都可以加快统治者语言向普通农民的渗透。至于古代的宗教组织，则是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，接受过书面语训练的教士们常常也能推动口语的传播。事实上，在 4 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开始衰亡之后，接下来几个世纪拉丁-罗曼语向农村继续传播的主要推手就是基督教会。
在一切节奏都十分缓慢的古代世界，「语言同化」往往要持续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才能落定，很多情况下干脆无法实现。
拉丁-罗曼语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普及用了五六个世纪，在文明悠久的东部则压根没有什么进展。
中国南方直到唐代才算尘埃落定，当地百姓普遍使用汉语方言。
在伊斯兰世界，阿拉伯语对叙利亚的同化用了一百余年（前提是阿拉伯语和当地的闪族语高度相似，几乎可以逐词替代），对埃及的同化用了约四百年，对伊朗干脆失败。
到了顽强的北非，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五百年间都没能渗透到农村，阿拉伯语到来后在前三百年也是面对差不多的境遇，从公元一千年左右开始，阿拉伯语又花了五六个世纪的时间，才终于把柏柏尔语变成了「少数民族语言」。
至于朝鲜、越